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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住房限购令是否“于法有据 ”-

2019-07-18 11:21:25来源:励志吧0次阅读

(本网报道)2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 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该讲话实际上是划出了 改革不能与法律冲撞 的改革边界。任何改革举措本身不能违背现有法律法规。以北京住房限购令为例,一些专家及业内人士对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存在争议。甚至有法学专家认为,该政策违背了多部法律,属应予废止的制度。

住房限购令细则所产生的社会影响

据记者调查,继 望京 天通苑 回龙观 之后,燕郊成为最新的 睡城 。高房价与买房限购致几十万人跨省上班,下文提到的周先生即将成为这个群体的其中一员。

今年11月,周先生一家即将搬往号称燕郊最繁华地带的天洋城四期公寓。搬进新家意味着,在东二环上班的周先生每天要有五小时在上班与回家的路上度过。

以我们的条件,贷款在四环买两居室还是可以的,但现在,限购和孩子上学问题是我们买房子时的主要考虑。 周太太在接受采访时说。周太太的儿子今年五岁,正值幼儿园大班的年纪,如何让儿子升入一所靠谱的小学是周先生夫妻时下最急需解决的问题。自2005年进入北京以后,夫妻俩住遍了北京城的每一个区。 必须买房子,不能让孩子总换学校,不断去适应新环境。

我也看过北京市内的一些房子,比如北京像素,商住两用的楼房,不限购,进去像酒店。实在没有办法居住。 周太太补充道。

据北京晚报报道,201 年7月2日,北京工业大学、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市社会建设办公室)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社会建设蓝皮书(201 )》。据《蓝皮书》提供的数据显示,在北京对外来人口限购住房以前,商品房的1/ 被外来人口购买。限购令实行以后,外来人口买房的比例大大下降,2011年,外省市个人占期房购买者的比例只有10.1%。2011年,外省市个人在北京购房仅有21948套。绝大多数的外来常住人口由于没有资质在北京购房,只能选择租房居住。

限购令下的房产交易黑链

据多家媒体报道,深圳市检察院近期查处了一批利用非法手段办理房产过户的职务犯罪案件,地税、房地产权登记、中介所构成的黑色交易链浮出水面。

年仅25岁的被告人刘某淦,担任地税局协税员期间,利用为纳税人开具个人所得税纳税完税证明的职务便利,接受多名中介人员的请托,采取虚报、修改个人完税信息的方式,在短短半年时间即为100余名无深圳购房资格人员出具虚假的个人完税证明,规避深圳限制购房制度,并涉嫌收受好处费达人民币2 8万余元。

此案中最让人诧异的有两点:一是涉案人员级别之低,多为普通的窗口工作人员,二是涉案金额之高,少则几万数十万,多则数百万。 日前,深圳市已有45人被立案侦查,涉及地税工作人员18人、房地产权登记工作人员11人、社会中介人员16人。涉案人员收受好处费从数万元到数十万元不等,有的竟高达数百万元。

据了解,在限购令下,深圳市绝不是唯一出现假税单的地区。公开可查的资料,广东乃至全国的多个城市在 限购令 之后都已出现过假税单等违法犯罪行为。据去年12月荆楚网的报道,武汉市三名社保工作人员与社会人员相勾结,利用职务权限,帮助1200余名非武汉籍购房者违规办理社保缴纳证明,规避 限购令 ,收取90余万元 感谢费 。

深圳房产交易案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公众的焦点再次对准了住房限购令。北京市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强转发了该案件相关微博,并就此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请问限购令的上位法是哪个法?哪个人大通过或批准的法律授权政府可以以户籍限制购买商品房吗?哪个法律不允许购买多套房产吗?检察官首先应对政府非法律许可的行为进行依法检察和公诉。

据记者了解,至 月7日下午四时为止,任志强的微博被转发611次,470人点赞,其中,三亚天泓地产公司董事长张振豪转发并评论说,限购令等于人民币在中国境内不能自由使用,是违法行为。而房地产专家谢逸枫转发了任志强的微博,并评论说:政策代替法律?同问!

法学界的态度和社会舆论

那么正如上文房产大佬们所问,限购令违法吗?

2011年1月26日,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并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会议确定的相关政策措施,简称 新国八条 。2011年2月16日,北京正式公布了关于贯彻 国八条 的通知。其中,文件要求继续巩固限购政策成果,自发布之日起,对已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拥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无法提供本市有效暂住证和连续5年(含)以上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暂停在本市向其售房。

据了解,限购令自面世以来,其合理性合法性一直饱受争议。有人认为房产 限购令 举措有着其先天 合法性 上的不足和现实操作层面上的局限性。

2011年4月,《财经》刊发了题为《住房限购令不可持续》的文章。文中复旦大学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杰认为,单从调控房价的短期功利性角度出发, 限购 肯定是有效的、可以接受的。但副作用明显,就算短期把房价遏制住,长期来看住宅市场将依然乱象重重,麻烦不断。简单把住房市场上的洪水猛兽赶到别的地方,高通胀背景下投资需求高涨又缺乏出路的社会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反而会呈现复杂化、蔓延化趋势。

而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在博客中写到,近年来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有 三不合理 ,特别是70/90的规定和 限购令 ,一不符合市场经济的伦理,二不符合法治国家的法理,三不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他说,市场经济的伦理是尊崇法律框架内的交易自由。交易自由是每一公民的权利,这一权利不仅体现了社会公平与正义,而且保证了市场经济的效率。

而相对于经济学家的合理性考虑,法律界则掀起了住房限购令合法性讨论。

2011年7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专门召开了 经济新政中的合法性问题学术研讨会 ,针对北京市的机动车和住房限购令问题,与会人员展开讨论。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贺海仁提出说,限购令没有法律依据,具体内容和《物权法》、《合同法》、《行政许可法》等多部现行法律相抵触,超越了立法权限;损害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扭曲了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职能定位;具体表述不够严谨和规范,难以准确实施,并且涉嫌对外地居民的歧视。

这个住房限购令与行政许可法有所抵触,根据行政许可法规定,北京市政府地方性的规章和地方性的文件不能通过行政许可的,此外,该政令跟合同法也是有抵触的。他等于去否定买卖双方的购买行为的效力,这个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袁裕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陈欣新接受采访时则认为在法律界定不明的情况下,更应该从合理性的角度考虑问题。他表示,政府具有调控稀缺资源的权力,当房价过高或住房紧缺,政府应该更好地发挥其规划土地的权力。 与限制购买的权力不一样,规划就是说,政府统筹规划这块地用于建什么,而建完之后谁可以买则是另一个问题。同时,对于优质资源的分配,不该以身份为限制条件,任何人有两套房子,都不让他买第三套,这个没有歧视,但是以身份限制,当地人可以买,外地人不可以买,这个就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和社会的矛盾性了。

北京有他的特殊性,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是全国人民的首都,而不是北京本地人的首都。它的文化建设,经济发展离不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务工人员。我认为北京市限制买房子套数,这方面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单纯以身份限制我认为是不合理的,你限制的话,不以身份划线的话,可能这个问题不明显,北京人买两套,不允许,外地人买两套也不允许,外国人买两套还不允许,这个不违反平等。只要有一套房子我就限制你,限制你的理由是买房套数,而不是你的户籍 。

改革与法治的辩证法

长期以来我国体制改革的特点是政策驱动型,不少领域的改革都是没有法律根据甚至违反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以政策文件的形式进行的。我国改革模式有其独特的可以避免繁琐复杂的立法程序的束缚,迅速、灵活地回应社会的紧迫需求。但随着改革的推进,政策驱动型改革模式的弊端也日渐暴露,社会形势的发展呼唤法治在改革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谈到法治和改革的关系,陈欣新在接受采访时分析说, 当改革撞了法律的红灯,如何依法办事呢?先改法律,法律不改,改革就难以进行。如果改法律,法律改不下来,那说明大家对改革没有共识,那么我们就要停止相关改革。在我们这种独特的体制之下,一般来说,当大家要改革的时候,共识已经形成了,只是改法律的过程可能有点慢,慢了你快点就是了,这也没什么难,但要注意的是,改革需要法律让步,那么改法律一定要在改革之前,这样才能使改革在法律轨道上进行。有些法律明显不符合于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趋势,就要改,不能说我们就把它放到一边不管了,我们先干着,这样一来法律权威就没了。所以不能消极的因为改革违反法律,改革就要停下来。法律决不能成为阻碍改革的理由。但是另一方面,经过我们认真的考虑和研究,有些改革始终达不成共识。那这种慎重的态度不能认为是阻碍改革。真正的改革一定是兼顾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且达成共识的结果。那些始终达不成共识的,利用改革胡来的,大家也是能够看出来的,这个时候你想尽快推进改革,但你发现该行为与法律相违背,你还继续想往前推,那就是折腾,这就是以改革为借口突破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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